《送奶工》：身為女性，要承受多少流言和惡意？
No.47
《送奶工》
身為女性，要經歷多少語言暴力
濫用的道德評判抹除了一個人真實的處境
///
身為女性，要承受多少流言和惡意？
在第50屆布克獎獲獎作品《送奶工》中，北愛爾蘭作家安娜·伯恩斯，創作了一個18歲女孩被“送奶工”跟蹤的故事。而跟蹤的原因，僅僅是女孩喜歡邊走路邊讀書。令人憤怒的是，她被跟蹤的遭遇非但沒有得到身邊人的幫助，反而被人謠傳為不堪入目的私情。
母親的斥責、姐夫的詆毀、鄰里的議論紛紛里……女孩所處的家庭、所處的社區、所處的時代……這一切境況都通過“我”的視角折射出來，安娜·伯恩斯用粗糲的、口語化的語言，“刻畫了一個壓抑的世界，這個世界允許一個人對另一個格格不入的人施壓”。
《我的天才女友》劇照
書評人Laura Miller認為，《送奶工》傳達了一種政治恐怖和性監視，它們共同加劇了年輕人的幽閉恐懼癥。
“我們義不容辭地為你列舉你的恐懼，以免你將其遺忘：物資短缺；過分依賴；古怪；不可見；可見；羞恥；被回避；被欺騙；被欺負；被拋棄；被打；被談論；被可憐；被嘲笑；被認為又是‘孩子’又是‘老女人’；憤怒；其他人；犯錯；憑直覺知道；悲哀；孤獨；失敗；失去；愛，死亡。如果不是死亡，那就是活著——”
從出生到死亡，從死亡到活著，書中所描述的恐懼并非特例，而是錯亂、暴力與動蕩的時局中，聚焦于每一個個體身上的時代境況。《送奶工》不僅僅是關于特定地方和特定時期的小說，也是一場在普遍意義上對社會危機進行的探索。安娜·伯恩斯用打破線性時間的句子挑戰了傳統的思考方式，尖銳地描摹出人物的內心世界和外部遭遇。整部小說用第一人稱的意識流的敘事方式，刻畫出荒誕的集體謠言下沉重的壓抑感，但壓抑的感覺之中又似乎想要開啟什么，想要讓人看到這個時代，看到這個時代下人性的境況，人的處境，人與人的關系。
《送奶工》
[英]安娜·伯恩斯 著
吳潔靜 譯
讀客文化 |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20年8月
點擊書封可購買
新京報·文化客廳NO.47，我們聯合讀客，邀請到詩人胡桑、作家邱華棟，解讀布克獎獲獎作品《送奶工》背后的政治隱喻，思考荒誕的集體謠言下的女性困境。
整理撰文 | 崔健豪
編輯 | 呂婉婷 排版 | Cassie
校對 |
胡桑
詩人，譯者，文學批評家。著有詩集《賦形者》，詩論集《隔淵望著人們》，譯有辛波斯卡詩選《我曾這樣寂寞生活》、奧登隨筆集《染匠之手》和洛威爾詩選《生活研究》。現任教于同濟大學中文系。
邱華棟
小說家，詩人。出版各類文學作品近百種，合計八百多萬字。曾獲中國作協第十屆莊重文文學獎、北京老舍長篇小說獎提名獎、第三屆《人民文學》林斤瀾小說獎優秀作家獎等三十多個獎項。
01
去“標簽化”
《送奶工》首先是一部虛構文學作品
在#METOO運動興起的2018年，布克獎的入圍名單里有不少重量級作家的作品，最終，組委會決定頒給《送奶工》這一具有實驗性的女性主義作品。這顯然是個大膽的決定，也引發了一定的爭議。
在活動中，嘉賓邱華棟認為，出于種種原因，公眾關注這本書的時候，可能會不自覺地把目光偏向它延伸出來的社會話題（如#METOO運動）。毋庸置疑，從社會學層面對本書做女性主義解讀，也是理解本書的重要角度。但閱讀《送奶工》，首先還是應從它的文學意義和文學價值來看待它，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態度；首先要認識到它是一個虛構的文學作品，并非紀實類小說，更不是新聞報道。從文學角度講，它的美感、敘事結構、人物形象、語言的力量，這些東西是我們來看待這個作品，進入這個作品的大門和窗戶。
《送奶工》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敘事視角，敘事主人公只有18歲，整部作品都是以一種類似于獨白的方式，用第一人稱講述的，主人公的聲音貫穿了始終。
《簡愛》劇照
作者安娜·伯恩斯在書寫中使用的是一種北愛爾蘭腔的英語，帶有一定地域性，其中還包含許多北愛爾蘭的方言。我們知道像愛爾蘭、北愛爾蘭人一貫以彪悍著稱（在美國還有愛爾蘭黑幫），所以從語言上來講，他們說話具有一種獨特的粗糲感。雖然作者是一位女性作家，但整部小說的語言讀上去也非常豪放、具有力量。小說中，男人會經常用方言里一些非常粗魯的臟話來罵女人，這種異常激烈直接的語言暴力，在主人公“我”心中激起很大的震動，也成為“我”生活中重要的外在擊打力量。
對于《送奶工》這種口語化的敘述語調，胡桑也表示認同。他認為小說的故事性不是很強，但文學特征卻十分獨特，不同于現代主義巔峰期時在形式上探索的那種文學性，《送奶工》更多地深入到了當代歷史，尤其是北愛爾蘭歷史的特殊語境里 。雖然小說中的人物大部分是沒有名字的，小說也沒有表明明確的地域和歷史背景，但仍能從女孩“我”的生活環境中、從“我”被跟蹤的境況中，感知到“不安全”的表征。
《我的天才女友》劇照
小說里有一個詞，英文叫mural, 中文可以翻譯為“墻上的裝飾畫”“墻上的繪畫”，分別出現在小說第二章和第七章。它其實指的是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以及周邊一些城鎮所特有的一種藝術形式，就是在大街小巷的房子的側面會畫上各種各樣的廣告、新聞、事件、政治人物、口號，代表當下的某一種時代信息。這個詞的出現，其實也暗示了小說的背景是在北愛爾蘭，尤其是作者安娜·伯恩斯的故鄉貝爾法斯特附近。而小說設定的1970年代，正處在“北愛爾蘭動亂”（the Troubles）時期。
02
“沒有名字”的人物
濫用權力剝奪了個體存在的獨立性和可能性
胡桑介紹，北愛爾蘭廣義上屬于愛爾蘭，《送奶工》小說里經常出現 “邊界”一詞，常用“海對岸”、“馬路對面”來表示與己方不同的對象和區域。
如果從歷史和地理位置上聯想，愛爾蘭海對岸的島嶼，其實就是英國本土英格蘭。愛爾蘭是天主教國家，而英國是新教國家。雖然天主教和新教都屬于基督教，但是在政治立場上和宗教的具體儀式上卻有很大差異。小說里面也描繪了各種各樣對于這種差異的劃分，比如：“我們的宗教信仰”，“他們的宗教信仰”。而這些劃分帶來了一種政治意義上的權力的濫用。這種權力濫用彌漫在整部小說里面，也是這部小說想試圖批判的。
小說中城鎮的街區會被各種武裝力量，劃分成各種片區，兩個社區可能就是兩種政治力量。各種各樣的政府的和反政府的武裝會有“禁用的人名列表”，“社區的靈魂人物通過按時復審，決定哪些名字可以用，哪些名字不可以用”，這造成了小說中的一種特殊狀態，幾乎所有人物都是沒有名字的，包括主人公“我”和送奶工。
送奶工后來說“送奶工”就是他的真名，一個職業的名稱便是名字，這是真的嗎？沒有人知道。而小說中為數不多出現名字的人物，又仿佛被名字符號化，比如歌手米莉·寇文頓，因為一首名叫《只有女人流血》的歌而著名，還有一戰時期混跡于巴黎的脫衣舞女瑪塔·哈麗，她被人們用來指責主人公“我”，說“我”像瑪塔·哈麗，意味著不檢點。
《我的天才女友》劇照
名字本代表著每一個人自己的存在，但是小說中政治權力甚至介入到每個人的名字的使用之中，剝奪著每個人存在的可能性和獨立性。
與權力濫用相伴隨的還有暴力。胡桑認為，這部小說表面上是一部關于性騷擾的小說，但它背后隱藏的更大的問題是：之所以會存在這樣不正常的被性騷擾的生活，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不健全的暴力橫行的社會。英國歷史學家麥克法蘭在其著作《現代世界的誕生》里，闡述了三種束縛性的權力：一種是家庭，一種是絕對主義的國家，一種是絕對主義的教會。
小說中主人公“我”的母親，就代表著家庭的權力。因為父親是憂郁癥患者，所以母親在家庭中承擔起父親的角色，她處處告誡“我”要信守婚姻的承諾，不要做“依附的女人”，女人要獲得合法地位，作為一個普通的女人和一個普通男人結婚，履行生活中的普通職責。這句話看上去好像挺實在的，但通過小說的敘述，我們會發現女性一直被各種各樣的力量給規訓著，哪怕是“做一個普通女人”，其實也是政治暴力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種體現。
在母親眼里，“我”變成了一個無法溝通、游離于社會、自由散漫的女人，變成了社區的出格者，只是因為“我”做了許多具有獨立意義的事情，其中最關鍵的行為，就是邊走路邊讀書。
03
“日落時的不安”
道德評判經常會抹除一個人的真實處境
胡桑表示，在《送奶工》中“邊走邊讀”并非只是一種簡簡單單的讀書癖，更象征著“我”面向自己的獨立思考。主人公渴望通過閱讀各種世界名著來獲得一種辨認愛人形象的力量，塑造自身關于世界的一種想象，一種希望，一種未來，尤其是愛應該是什么樣子的。
《小婦人》劇照
但小說中的社區卻把獨立的、有自我追求的主人公，看作是不正常的“無可救藥的出格者”。當“我”被送奶工尾隨時，人們首先想到的不是這種跟蹤行為是錯誤的、是犯罪，而是進行一種道德化的判斷，認為兩個人有私情。而在這種道德化的判斷里，“我”的危機被消解了，沒有人發現其中的危險性，反而認為“我”是有罪的。當“我”被人下毒時，明明“我”是受害者，但由于先發的道德判斷，竟被看作是“女性的墮落”。
濫用的道德評判抹除了一個人的真實的處境、真實的遭遇、真實的困難，造成與一個人真實生存狀態之間的錯位。
《送奶工》展現的是一個不存在善良和美好的社區如何排擠出格者的故事，小說中社區對人存在的真實境況的辨認是十分不清晰的。小說主人公“我”作為客體的他者，被社區不斷用道德來指控，以至于“我”被尾隨這個事情越放越大，最后變成了一個罪證、一個污點。
胡桑認為，這實際上提出了一個非常嚴峻的倫理問題：我們真的覺得現代人已經自由了嗎？我們真的從麥克法蘭描述的古典時代來自家庭、國家和教會的三種束縛性權力中解放了嗎？我們應時刻提防自身對他者的凌辱，妄加道德判斷其實就是在濫用社會賦予客體的權力。只有消減掉這種權力引起的暴力，才能發現一個真正的真實存在的人，才可能去結合成為一個具有善良和美好品格的人的社區，也就是共同體。雖然小說探討了很多晦暗的暴力的東西，但胡桑認為它并非完全沒有暖色。《送奶工》中，“我”認為人和人的共存應該是去發現善良和美好，而不是厭惡和反感。這就是對人的存在狀態的一個認定。
《簡愛》劇照
正如書中法語女教師用法語問學生天空是什么顏色時所說的：“你們面對日落時的不安，甚至是短暫的倉皇失措，都是一種鼓勵。只會意味著進步，只會意味著啟發。請不要認為自己背叛了自己或者毀滅了自己。”
在小說的結尾，主人公“我”有一個幾乎是笑的笑。邱華棟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表述。許多作家都對笑有非常深刻的理解。米蘭·昆德拉的《笑忘錄》，就是在某種笑聲中遺忘歷史和周遭的環境帶來的壓力，他描寫的的笑趨向于某種虛妄，他以笑的方式來消解很多野蠻的造成創傷的力量，甚至用笑來對抗遺忘。而另一位捷克作家博胡米爾·赫拉巴爾，曾寫過《喧囂中的孤獨》、《深夜走過的火車》、《我曾經伺候過英國國王》等等，他的書中飽含著對于自身和民族的歷史命運的無奈。他的笑是小人物的笑，是一種帶淚的笑。
《送奶工》的結尾，“我幾乎接近笑了”，邱華棟認為，主人公是以這種方式來宣告了她自我的一段成長。她用了七個部分，來講述自身的一段生命經驗：她猝不及防的遭遇、送奶工這樣一個準軍事組織的男人對她的騷擾跟蹤和由此產生的精神壓力，以及最終送奶工的死亡等等，這些共同構成了“我”的生命經驗中非常深刻的一種東西，它是挫傷也好，是打擊也罷，但是最終“我”露出了一個幾乎是笑的笑，獲得了一種成長感。
